张爱玲说：“我的母语，是被北边话和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她的上海话是后学的，虽然她一向被视为上海都市文学的代表，但从接触张爱玲的小说起，总觉得她的行文用字里，时不时就蹦出一种安徽味。张子静说：“然而母亲和姑姑走了。我和姐姐由保姆带着。”她母亲和姑姑1924年离开家去欧洲留学，张爱玲不过四岁，正值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就这么被安徽的保姆、女佣包围着，那种影响，也许不像她学上海话那么刻意，但大抵是“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沁到皮里。去美国之后，张爱玲总提安徽方言。
这种方言，实在是她过去生活的一部分。《怨女》里，银娣一家说一口家乡的侉话。《小团圆》里，有那句大名鼎鼎的合肥土白：“不做摪搞啊？”“摪”也是凭音对上的字，意思是怎样，听惯了上海话和普通话的人，再听这个话，难免会侉气。
张爱玲与弟弟吃饭，女佣则敦促：“快吃，霞子没得吃呵！”“霞子”，在合肥话里指孩子。叫女儿有时候叫“大姐”，“我家大姐”，女儿小的时候也有叫“小大姐”的。张爱玲用在小说里，算是土白，还是侉气，但那种质朴的与生活气息，却从一两个字的变动和语气的变换中油然而生。还有合肥土白里“啊”字的发音方式，也被张爱玲分析过，“合肥话拖长的‘啊’字，卷入口腔上部，搀入咽喉深处粗粝的吼声，从半开的齿缝里迸出来”，古怪的戏剧化。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也生活在安徽方言里，有时候她也会用合肥土白打趣女仆一下：“嗳，韩大妈！好啊？我好欧。”发“欧”字音，嘴唇形成圆形，一种客气在里面。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写作过程中，张爱玲时不时就用到皖北的俚语，比如“有红似白”，指脸色白里透红；皖北人爱把猪嘴叫“猪拱嘴”，有时候形容人嘴唇厚，或者嘴型过于突出，就打个比方，说“切切倒有一大盘子”。梦见放鞭炮张爱玲搬过来，放在《金锁记》里，后来改成《怨女》还在用。《小团圆》里还提到家里女佣说“跑反”，大概是指1937年之后，日军全面侵华，安徽是“重灾区”。老辈的安徽人都知道“跑反”，也叫“跑日本鬼子反”，常常是夜里动身逃难。直到1990年，张爱玲七十岁，在《联合报》上发《“嗄？”？》，又提到安徽方言，“苏北安徽至今还保留了‘下饭’这形容词，说某菜‘下饭’或‘不下饭’，指有些菜太淡，佐餐吃不了多少饭”。小时候她听到合肥女佣说“下晚”，总觉得奇怪，下午四五点钟称“下晚”，她以为是下半夜，其实类似于“向晚”，靠近晚上的意思，古文有：“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张爱玲晚年吃得很简单，在美国，中式馆子不多，自己做一是太麻烦，二是未必能做出那个味道。于是，早年吃的美食——家里做的安徽小吃，一不小心就全都从记忆里跑出来了。《小团圆》里的韩妈会做一般厨子不会做的菜，合肥空心炸肉圆子，火腿萝卜丝酥饼，“过年总是她蒸枣糕，碎核桃馅，枣泥拌糯米面印出云头蝙蝠花样，托在小片粽叶上”，色香味俱全。还有冬天的麦芽糖，“韩妈绞了一团在那双筷子上，她仰着头张着嘴等着，那棕色的胶质映着日光像只金蛇一扭一扭，仿佛也下来得很慢”。《雷峰塔》里提到蒸鸡蛋，“舀碗水蒸个鸡蛋骗骗霞子们”。皖中人对于蒸鸡蛋有种特别的爱好，尤其爱蒸给小孩子吃。
1980年，张爱玲特地谈过吃。说有一次她姑姑想吃“黏黏转”，是从前田上来的人带来的青色的麦粒。田上的人从安徽来，家里的田有的在无为（安徽地名），张爱玲深以为“无为”这个地名很有哲学意味（庄子就是安徽人？无为名取“思天下安于无事，无为而治”之意）。她小时候也吃田上来的“大麦面子”，暗的面粉，用滚水加糖调成稠糊，有一种焦香，她认为远胜桂格麦片。
张爱玲是“知恩图报”的。向暖，张爱玲的一生了太多冷漠。安徽的方言与美食，其实在潜意识层面折射了张爱玲对于幼年时期点滴小温暖的怀念。父亲、母亲、姑姑，她曾爱过，也曾受伤，变成一身怨念，无可逃遁。数来数去，张爱玲的童年生活中，也只有那些看似不相干的老妈子给了她一些不痛苦的、可接受的、相对轻松的暖意。方言和美食，仿佛时光机，一下就把张爱玲拉到当初那些小场景中，让她想起那些女仆，照顾她，为她好，忠心。张爱玲喜欢朴素的规则，“文官提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女仆也就像个女仆。从小带过张爱玲的何干（《小团圆》里韩妈的原型？），曾经是张的祖母李菊耦身边的丫鬟，一这么带过来，是个老仆，对张爱玲很有感情。她带张爱玲一床睡，早上起来就帮着张爱玲舐眼睛，像母牛对小牛一样。尽管张爱玲并不喜欢这样，但这曲曲折折的关心与情谊，怎么会体会不到？
“韩妈”在张爱玲家多少有点面儿。儿子女儿外孙女上城里找事，都是住在“九莉”家，她儿子一度还通过主家的关系，找到了工作，只不过没多久就丢了。张爱玲和“韩妈”还有一些近乎黄段子的小幽默。“有一天韩妈说：‘厨子说这两天买不到鸭子。’九莉便道：‘没有鸭子就吃。’一声断喝：‘吓咦！’‘我不过说没有鸭子就吃。’‘还要说！’”日常生活中语言上的滑稽，到老了都不能忘。
更何况何干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张爱玲因为要求留学被父亲在阁楼，患了痢疾，若不是何干去找张父劝说，后果不堪设想（她去向张的继母讨药，给了一盒万金油）；张爱玲逃出父亲家，去找母亲，因为怕爱玲的继母清理东西，一个星期后，何干把张爱玲小时候的一只首饰箱送了过来。后来何干离开了张家，走时张爱玲去送，约在静安寺电车站见，张爱玲顺便先到车站对街著名的老大昌，把剩下的一块多钱买了两色核桃糖，两只油腻的小纸袋，作为送给何干的临别礼物。给完张爱玲就后悔，还不如直接给钱，虽然不多，但给一点是一点。何干找张爱玲要了一只她学校定制的装零食的小铅皮箱，张连忙答应了。她们都没有哭，但都知道，这就是永别了。从前张爱玲“有许多发财的梦想，要救九林韩妈出去”，可坎坷命运，谁又救得了谁？一直到晚年，张爱玲想起来，都还觉得自己亏负她。女佣在隔壁洗衣间的水泥地上，洗被单、帐子时的声音她一直记得，被单撞上搓衣板，“咯噔咯噔咯噔”……她没能让她过好日子。
在张爱玲的晚年著作中，何干的代言人“韩妈”大量存在着，张爱玲对她的偏爱，可见一斑。其实不难理解，何干是对她好过的人，再一个，何干曾经是老太太身边的人，从安徽来，目睹了当年老太太和老太爷的种种，是一部活的历史。张爱玲对何干的喜爱，深层次说，是源于她对家族历史的喜爱和认同。晚年她出《对照记》，这个时候她的生命已经倒计时了，她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点点滴滴，安徽的方言、安徽的美食、安徽的女佣，一鳞半爪也好，管中窥豹也罢，它们像是一条条支流，一丝丝，给张爱玲提供了寻根的线索。
暴风雨瞬间就能一切，而她通过寻找与想象找到的那个藏在历史深处的贵族之家，钟鸣鼎食、琴瑟和鸣、其乐融融，却永远不会变，永远站在她身后，尽管仿佛海市蜃楼，但还是给予她受伤的灵魂一座温暖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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