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简历显示，夫同志早年参加，曾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敌后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国务院、国家部委和地方多个领导岗位任职。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夫同志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有着不解之缘——他是中国科大的创校元老之一，和郭沫若先生一道，对中国科大的创建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6年，夫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那一年，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明确提出，“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应该重视高级科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并不断为各产业部门输送新的高级科学干部。”“尤其在力量缺乏、急需发展的学科，如果研究所高级科学干部都同时负责高等学校的教学任务，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的矛盾。”
而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普遍实行理工分家、教学与研究分家的办学模式，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新中国以“两弹一星”的研制为重点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1957年10月至1958年1月，中科院主要领导参加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前苏联。访问中，代表团参观了新建的西伯利亚科学分院及同时建立的新西伯利亚大学，受到很大。该大学依托科学分院各研究所的师资和实验设备，培养研究所的后备人才。访苏归来，钱学森、郭永怀等部分科学家正式，改变我国教育的传统模式，把教育和科研密切结合起来，由中科院创办一所新型的理工大学。
1981年3月12日，夫在科大首届郭沫若学金颁大会上作报告时谈及科大的创办，说：“当时，科学家们说，分配来科学院的人，有的合乎我们需要，有的就不合乎我们需要，我们能不能自己办个大学，选拔最优秀的学生，适合搞科研的青年。1958年4月份时开始酝酿。郭老说，科学家要办大学，我赞成。他不仅赞成，并很积极，老人家要兼任校长。”
1958年4月，身为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夫在中央科学小组会议上向副总理汇报了中科院拟办一所大学之事。聂帅表示可以考虑，并让于光远同志将此事向汇报。
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给聂帅递交报告：“提议由科学院试办一所新型的大学。”5月20日，聂帅向总理汇报说中科院拟办一所大学，周总理当即表示很赞成。5月21日，聂帅写报告给中央处：“中国科学院拟办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校址科学院曾用原华北行员会旧址，我与同志谈过请市委予以调整。请中央同意批准，以便立即着手筹备暑假招生。”1958年6月2日，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处会议，批准了中科院党组的报告。的批示是：“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址另议。”紧接着，、、同志都审核同意了处的决定。6月5日，副总理批示：“夫同志即办”。
从中央处会议批准创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只有短短的110天。期间，夫与郭沫若等院领导，以及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们一道，为学校的筹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时，由于时间紧迫，校址问题一时很难解决。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决定，将原中央党校在玉泉的二部让给科大当校址。但这块校址在此之前已商定交给解放军工程兵设计院。时任秘书长的黄克诚同志得知此事后，立即表示支持，已进驻的工程兵设计院搬家。夫向郭老汇报了这一情况并陪同郭老一同去拜访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少将在门口迎接，一见面，唐凯少将快人快语，主动先开口：“郭老来的意思，我完全明白，在一周内搬家，绝不会耽误开学。”
1958年首批共招生1600多人，可学校没那么多宿舍。“正好隔壁是解放军学院，我找了副院长莫文骅同志，借了两栋楼做宿舍，借用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就这样，科技大学从酝酿到招生开学，只有四个月，就办成了。”夫曾这样回忆道。
由于学校初创，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比如冬天很冷，学校热水供应不足，只能照顾到女生群体。女生每晚可以到锅炉房打一瓶热水，而男生则没有如此“”。很多男生就穿一双鞋行走过冬，抵御寒冷。
尽管没有在中国科大具体任职，但作为负责中科院日常工作的党组、副院长，夫同志对科大师生的生活条件依然非常关心。当时有不少中央的子女在中国科大就读，因此“科大食堂伙食好不好，我的消息很灵通。好多干部子弟回去一反应，电话就到我这里来了。所以，宿舍有臭虫的，食堂没办好啦，我马上就知道了。”夫曾回忆说。
夫同志还非常关心科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当时每到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时候，学校都会邀请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夫则经常陪同到校，参加典礼活动。他曾调侃道：“我每学期去一次，当个拉拉队员。”当然，这不过是自谦而已，事实上，作为久经的家、长期在科教界工作的领导干部，夫同志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工作能力都是受到广泛认可的。而他对科大学生的谆谆，时至今日也能让人入心。
1981年3月12日，时任安徽省省长、省委第一的夫应邀出席中国科大首届郭沫若学金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授大会，并作题为《勤奋学习 热爱祖国 立志当社会主义中兴大业的积极》的讲话。讲话中他同学们“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靠偶然吃饭，要靠必然吃饭，要相信科学，不能靠碰运气，要找出必然规律，按科学办事才靠得住。”希望同学们“搞科学研究要‘安、钻、迷’，要，三心二意，五心不定是不行的；要肯钻研，而且要到入迷的程度。”
在这次报告中，他还给同学们讲起建国后曾任中国同盟中央的沈钧儒先生的故事：沈钧儒先生是上海救“七君子”之一，有一次写一首诗，题目叫“我是中国人”。本来是要写一些内容的，结果第一句写了“我是中国人”，第二句还是“我是中国人”，第三句想了半天，还是“我是中国人”，最后一句还是“我是中国人”。笔一放，老人家放声痛哭。夫说，“热爱祖国，这是低要求，至少要做到这一点，不然你就够不上是一个中国人。”“一个青年，起码要爱国，你是中国人，不能有辱，不能做对不起祖国的事，说一些不象话的话。”
还是在这次报告中，夫同志指出，办好中国科大要发挥三支力量：一是教师力量。科大有不少教师出去做访问学者，在全国有这么一批中年教授、副教授是不可多得的。今后还有很多机会，科大是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重点大学。和北大、、交大，是类似的。所以，这是很好的学习条件；二要靠行政工作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科研、教学的进行。这个力量是不能轻视。这个方面的工作是的，不可缺少的。马克思理论讲了，社会是一个整体，大家都要劳动，科研、教育都是劳动，后勤也是劳动，这叫劳动交换。行政工作同志为办好科大已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今后还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三是建立工作队伍，包括做学生工作的队伍。这个力量也是很重要的，教育首先是教人，要有正确的方向。做思想工作，科技大学有一个传统，好的思想的风尚，学习很勤奋的。“这三支队伍在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奋斗，才能把这个大学办好。”夫说。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注：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花开的声音——中国科大的那些人那些事》（中国科大出版社）。由于成文仓促，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有限，本文尚有诸多不足和错漏之处，期待知情者予以与补充。
附：夫同志简历
夫，1914年生，男，汉族，安徽肥东人。1935年12月加入中国。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副主任，皖东津浦东省委等职，参与领导创建津浦东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曾任新四军第二师部副主任、新四军第二师四旅委员兼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率部淮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鲁南第二地委兼鲁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委员，鲁中南行政副主任、浙江省杭州市委副兼杭州市副市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委常务委员兼浙江省人民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安徽省委第一、安徽省省长，并兼任安徽省军区第一委员。1982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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