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为什会在中国走红

　　近年不少国际音乐家走红中国，但在本身业界却不太受认同，本栏谈及的“萨克斯风王子”凯利金(K ennyG )是一例，法国钢琴家“浪漫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Clayderm an)也许是另

　　近年不少国际音乐家走红中国，但在本身业界却不太受认同，本栏谈及的“萨克斯风王子”凯利金(K ennyG )是一例，法国钢琴家“浪漫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Clayderm an)也许是另一例。

　　相信不少学习钢琴的朋友，都对克莱德曼记忆犹新，因为他的曲谱往往是一个：先是通过其简单编曲接触到音乐的优美，但慢慢就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风格，认为自己应有能力超越之，起码笔者就有这样的经历。然而，毕竟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克莱德曼保持着“全球最成功钢琴家”的称号。据其个人网站记载，截至2006年，他在全球已经卖出一亿五千万张唱片，其中267张专辑达金唱片销量，70张达白金唱片，记录十分夸张。

　　克莱德曼能成为全球最多产钢琴家，似乎有两个。其一是将古典音乐重新编写、简化，并加入流行元素，亦不时为电影、广告演奏配乐，让钢琴音乐在普罗大众间更“”(通常以“easyto listen”来形容)。但这亦令他不被古典音乐界接纳，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其二，每当克莱德曼进军海外市场，惯于将当地传统歌曲、民谣重新编写演绎，令他的专辑、表演更为当地人接受，“”编曲亦成功将钢琴音乐带到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前者其实是文化研究关于高档与普及文化的经典论争，后者则甚具“全球在地化”(G localization)色彩。

　　2013年，克莱德曼接受英国《每日邮报》(M ailO nline)专访，坦言已惯于古典音乐评论界对他的，指自己“令乐评人不安，因为他们往往无法将自己归类到某个音乐类型”，因直指自己“并非古典钢琴家，也不配这个称号，但从来都享受自己的音乐风格”。

　　那“克莱德曼音乐风格”又是什么？似乎它象征着古典音乐转向现代流行音乐，而下放至普罗大众的时代。早年“法兰克福学派”中，哲学家阿多诺(T heodor W .A dorno)以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经典文化的影响见称，而他年轻时担任乐评，音乐社会学也是他的专项之一。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概念，其中指服膺于资本主义逻辑而诞生的大众文化，纯粹取决于市场需求，形成文化商品单一标准化；置于音乐范畴，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即不断复制在市场上能够大卖的旋律，乐迷只能“被动地聆听”。相反，战后英国兴起的“学派”当中，则不乏捍卫大众文化的意见。牙买加裔英国学者霍尔(Stuart H all)即有“加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的概念，认为即使文化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被商人、加入单一意义，例如消费主义(加码过程)，大众接收文化时，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懂得自行诠释(译码过程)，形成大众文化仍然有值得思考的意义，能引领社会进步。

　　按法兰克福学派一类观点，克莱德曼的音乐风格，自然是将古典音乐化为文化商品，透过向全球倾销从中获利的代表，无助大众领略古典音乐的美学。相反，按学派一类观点，克莱德曼的“”音乐，反而更有效地让大众认识古典音乐。

　　虽然克莱德曼在音乐界毁誉参半，但他在亚洲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甚具影响力。尤其在中国的那一代人之间，更堪称家喻户晓，因为他是中国后，第一批进军中国音乐市场的“外国”。的是，克莱德曼借“”的终结，而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但他最为内地听众欢迎的歌曲，正是改编演绎1976年由付林作词、王锡仁谱曲，悼念刚去世的的“红歌”《太阳最红，毛最亲》。自1992年克莱德曼首次在中国表演至今，已举行超过30次中国巡回之旅，超过200场现场演出，遍及70个中国城市，赚到第一桶金至今，恐怕累积已是天文数字。

　　克莱德曼在中国成功，其实突显了中国“”后的文化生态。新马克思主义提出“文化工业”，就是对欧洲战后为文化带来一面倒资本主义倾向的文化生态作出。中国“”后，流行文化得以迅速在大众间普及，某种程度正是拜“文化工业”、例如克莱德曼所代表的“”古典音乐所赐。不过对古典音乐有一定的基础，足以就克莱德曼一类古典音乐的流行变体做出讨论和；相反，中国大众经过“”杜绝外来文化的断层，一下子接受的就是流行文化，以致如克莱德曼一类音乐人流行十数年以后，仍然被奉若神明。正面点看，这反映文化融汇贯通的自然过程；负面点看，这是在中国庞大市场下人为扭曲的文化融合，并非音乐风格的自然拓展，终会被历史淘汰。究竟克莱德曼属于哪种，大概也心里有数了。